（ 让我们把这凝重的语言、感人肺腑的心声传得更远）

       生死不离，

　　你的梦落在哪里。

　　想着生活继续，

　　天空失去美丽，

　　你却等待明天站起。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要找到你。

　　血脉能创造奇迹，

　　你的呼喊就刻在我的血液里。

　　生死不离，

　　我数秒等你消息。

　　相信生命不息，

　　我看不到你，

　　你却牵挂在我心里。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要找到你。

　　血脉能创造奇迹，

　　搭起双手筑成你回家的路基。

　　生死不离，

　　痛苦也不哭泣，

　　爱是你的传奇，

　　彩虹在风雨后升起。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要找到你。

　　血脉能创造奇迹，

　　你一丝希望是我全部的动力。

    第一处关节，也是最关键的人物，李陵，浮现得如此突兀。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这是史上第一次出现“鬲昆”之名。后来辗转称为“鬲昆”、“坚昆”（两汉），“契骨”、“纥骨”（魏晋南北朝），“坚昆”、“黠戛斯”、“纥里迄斯”（唐宋），“吉利吉思”、“乞儿吉思”（元明），“布鲁特”（清）。俱为“柯尔克孜”一词汉语的音译和转写。俄语称之为“吉尔吉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李陵降匈奴时，鬲昆已被匈奴收服。

    李陵，汉名将李广长孙。这个人的身世，酿成了中国史上一次著名的事件。

    李广（前184？—前119年），“陇西成纪人也”。汉武帝说李广“数奇”，命数不好。与匈奴战，刚愎自用的大将军、外戚卫青指挥不当，“惑失道”，迷了路，李广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遂引刀自刭”。李广有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前二子“皆先广死”，三子李敢战功赫赫，但怨恨卫青迫死其父，击伤卫青。随汉武帝在甘泉宫打猎时，卫青的外甥、骠骑将军霍去病射杀了李敢，汉武帝隐瞒说“鹿触杀之”，被鹿撞死了。李广及其三子果然俱无善终。

    长子李当户死时，留下一个遗腹子，即为李陵。

    汉武帝封李陵为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派乐人出身的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李陵带领五千兵出居延海以北，迎击匈奴，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而李广利不派援兵，李陵血战后“遂降匈奴”，汉廷震动。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说：“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游说，是为了诋毁李广利，遂“下迁腐刑”。司马迁受此奇耻大辱，在蚕室里立下决心：忍辱完成史记。

    前92或93年，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这时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的任安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写了名垂千古的《报任安书》，不仅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不仅表白了“发愤著书”的苦衷和决心；尤其重要的是，在前98年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信，必会上达天听，还是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顺便讽刺了大臣们和汉武帝的丑态：“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司马迁的态度是大可玩味的。一个投降异族的“汉奸”，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替他辩护么？后世出土的敦煌卷子中有《李陵变文》、《苏武李陵执别词》等若干说唱剧本，证明着唐五代民间对他的怀念。后世无名氏甚至伪托了李陵语气的《答苏武书》，以伪作而洵为绝唱。

    对李陵的怀念，恰如一道细细的流脉，却从无间断。

    李陵幼时，李广尚健在。同为遗腹子，李陵和岳飞所受的教育截然不同。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是典型的“寡母抚孤”现象。“国家”只是一个阔大的远景，而在岳飞心目中，他对寡母的承诺才重于一切——“精忠报国”，哪里是对“国家”的承诺，在寡母的强加之下，他仅仅视之为对寡母的承诺。而李陵，寡母未有记载，耳濡目染的是祖父李广的遭遇。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赫赫战功，李广不能封侯的不平之气，一定使他印象深刻。而祖父替人担过，蒙冤自刭，叔父李敢被霍去病和汉武帝合力谋杀的凄惨结局，对李陵的刺激可以想见。李陵被封为骑都尉后，一直在李广利麾下，不得重用。李广利是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兄弟，二人又同是汉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世代相传的乐人之家。汉武帝以这样的人为征伐匈奴的大将军，李陵必感屈辱。前105年，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已经称宠臣李延年“故倡也”，后来因李陵事受宫刑，下蚕室时，非常鄙恶自己“独与坐法者为伍”，深以为耻。而此时恰恰李延年也下蚕室，司马迁深以为耻的，即与李延年为伍。其实在那个时代，史家并无我们今天所以为的崇高地位，文史家、星历家被当作倡优一类人，为流俗所轻。即使在这样的人如司马迁者心目中，李延年、李广利之流也是被看不起的，更别说一般士人了。那么，李陵屈居倡优李广利手下，仅仅负责辎重，耻辱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与匈奴一战，李陵主动向汉武帝请命，率领步兵五千人，迎战匈奴三万骑兵，简直就是自求一死。李陵的内心，隐隐地，也许同时还有以此举作为指祖父“数奇”的无声抗议。而汉武帝亦儿戏般地答应了李陵的请求，还不时催促出战。结果，李陵败降。

    班固《汉书》记此事，有一处很有趣的细节：“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李陵独自一人去往匈奴营中，所为何事？真是找单于单挑独斗吗？我想，李陵大概早就想好了后路，与单于一席谈，敲定了事情的结局。

    伪作《答苏武书》中的名句，传神地表达出了这种心情：“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

    在主流意识形态“华夷之辨”论者看来，李陵是汉奸无疑。事实上这种论调延续了两千年，司马迁之后，鲜有人再为李陵辩护。直到作家张承志，在其名篇《杭盖怀李陵》中如此辩说：“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人在不测中遭逢这种前途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他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李陵行为中所隐含的况味复杂。国家和个人的矛盾冲突，一己的艰难抉择，不是永远都是一个重大的命题吗？

    讽刺的是，前90年，李广利率七万人又出击匈奴。在长安，李广利的儿女亲家、丞相刘屈氂夫妇以巫蛊诅咒皇上，腰斩枭首，李广利的妻子亦遭收捕。李广利闻讯，在塞外范夫人城亦降匈奴。

    40多年后，前51年，汉朝和亲匈奴，单于入朝。

    李陵降后，被单于封为右校王（或右贤王），负责管辖匈奴右翼的坚昆直至阿勒泰等地区。元平元年（前74年）病死，亦非善终。

    李陵居地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后来苏武被放逐到北海丁令国属地（贝加尔湖）牧羊，李陵来看过他，送给他许多牛羊，汉武帝驾崩的消息也是李陵告诉他的。

    其时，已被匈奴收服的坚昆王国，居“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周书》），二水俱在叶尼塞河上游。据张承志《杭盖怀李陵》透露：“叶尼塞河上游的阿巴坎，旧坚昆之地发现了汉式宫殿遗址。苏联考古学家艾赫切哈娃断言考定——除李陵不可能有他人拥有这座宫殿。”

    李陵及其降卒，开始了与坚昆通婚、混血的过程。

    至隋唐，坚昆一直依附于其他强势民族（如鲜卑、突厥）所建立的汗国，始称黠戛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黠戛斯首领俟利发失钵屈阿栈亲至唐朝要求归属，唐朝沿用旧称，以其地设坚昆都督府，隶属燕然都护府，封俟利发为左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黠戛斯自称李陵之后，与国同姓。”《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二》：“黠戛斯，古坚昆国也……人皆长大，赤发，析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以李陵和坚昆的关系，李陵毫无疑问是黠戛斯的祖先，至少是黠戛斯之一部的祖先。“日本突厥学家护雅夫认为，黠戛斯之一部即黑发黑须黑瞳的一部，乃是李陵及降卒后裔这一传说，已经成为正史史源。”（张承志《杭盖怀李陵》）之所以“以黑发为不祥”，是因为李陵毕竟乃降将，并非光彩之事。

    汉朝击败匈奴后，依附匈奴的坚昆的一部分，随匈奴向西南迁移至天山一带，与当地的突厥部落逐渐融合后，于公元6—8世纪建立大大小小的汗国，是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源起。

    叛将李陵，怀着已经不为今人知的浩茫心事，寂寞地生活在“胡地玄冰”之中，却不经意间开启了一支古老民族的崭新流脉。是的，“李陵将军，且不说他永远成为军人文人试金石般的限界，即使只是他一缕血脉染入大漠，使黑发黑瞳的一支骑手世代怀想——难道还不够一桩美丽的壮举吗？”（张承志《杭盖怀李陵》）

    在结束李陵故事之前，让我们再重温即使伪作亦为名篇的《答苏武书》中的苍凉名句：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身之穷困，独坐愁苦。

    终日无睹，但见异类。

    韦韛毳幕，以御风雨。

    膻肉酪浆，以充饥渴。

    举目言笑，谁与为欢！

    胡地玄冰，边土惨裂。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

    夜不能寐，侧耳远听。

    胡笳互动，牧马悲鸣。

    吟啸成群，边声四起。

    晨坐听之，不觉泪下。

    ……

    李陵之后八百年，黠戛斯和唐朝的关系愈加密切。《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二》：“高宗世，再来朝。景龙中，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尔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属以酒，使者顿首。玄宗世，四朝献。”与此同时，大唐色调流利、繁荣昌盛的天空下，凭空出现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说李白“凭空出现”，是因为李白身世可疑。

    关于李白的身世，最原始、最权威的记载只有两个，一是李白后认的族叔（从叔）、宣州当涂县令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一是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为李白所作的墓志铭《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后世所有李白传记中凡涉及身世、籍贯等等问题，无一例外皆依据于此。

    可是这两处记载却语焉不详，漏洞百出，令人生疑。

    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然自穷蝉至舜，七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谍。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

    二说当以李阳冰为先，因为此文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即762年十一月，李白新死。李白因永王案下浔阳狱，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在江南一带颠沛流离，后投奔族叔、时任当涂县令的李阳冰，卒于当涂。而范传正不仅是和李白有过通家之好的范伦之子，还做过李白墓所在地的父母官，寻访到李白的两个孙女，为李白迁过坟，时在元和十二年（818年），距李白死年仅56年。

    细细品味这两段记载，疑点甚多。“绝嗣之家，难求谱谍”，李白没有家谱；“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李白祖上隋末逃到了碎叶；“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李白的父亲在神龙初年潜回，神龙初年即705年；“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李白出生时，其父指李树恢复了李姓（天枝即李树，避皇室“李”讳）。李阳冰和范传正都说，李白的父亲是神龙初年（705年）潜回广汉后才生的李白，可是李白自称以及所有知情人都指李白生于701年，显然是李白父亲在碎叶生下李白后才潜回的；潜回时，李白已经四岁，又谈何在其出生时恢复李姓呢？况且原来并非李姓，一复姓居然就复了个国姓！

    二人又说，李白祖上因为获罪，逃到碎叶，隐易姓名。是什么样的罪名使他们隐姓埋名呢？几代之后，李白的父亲尚且还要“潜回广汉”，一个“潜”字，把这种罪名表露得惊心动魄——即使过了这么多年，祖上的罪名依然是巨大的阴影，李白的父亲依然生活在被追杀的恐惧之中。而这个父亲更奇怪，“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这分明是变换了姓名，因为客居逃亡的地点，就以“客”字换作名字。那么他原本姓什么呢？无解；因为后来李白出生时才复了李姓。

    李阳冰又说：“（李白祖先）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什么叫“易姓为名”？字面解释是把姓变作名。什么叫“把姓变作名”？（后详）

    ——至此，李白非常亲近的一个族叔，一个故人之子的一篇序，一篇墓志铭，就写成了两篇诡异的怪诞小说，也彻底把李白的身世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二人又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乃西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而李暠乃李广十六世孙。查李广三子：当户，遗腹子李陵；椒，子嗣无载；敢，一女一子，俱侍奉太子戾，子名禹，戾太子失势，有人诬告李禹欲投奔李陵，“下吏死”。而李陵降匈奴后，单于赐姓拓跋氏，已不复李姓。“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所以，可能的李广二子、三子的后裔，当蔚为陇右李姓豪族；李陵的后裔即使后来归宗，也不会直承为李陵后裔。恰与李白情势同一。

    所以，世代为河西豪族的李暠的家族，必是李广二、三子后裔无疑。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下诏，宣布李暠为始祖：“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房子孙，并宜隶入宗正，编诸属籍。”

如李白确为李暠九世孙，对李白宠幸已极、“亲为调羹”的李隆基，为什么不予承认，不把李白隶入宗正寺呢？天宝二年（743年），玄宗始特批准李白隶于宗正寺，亦被编入皇族户籍管理。毫无疑问是玄宗的厚爱开的后门，因为李白并无任何可资以证明的谱牒。即使如此，有唐一代，皇室也从未明确过李白的同宗身份。

    李白此人，一生热衷于功名。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白33岁，就开始了持续他一生的“干谒”生涯。

    第一个对象是韩朝宗，时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对这个平庸的官僚，李白自称“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继而无耻地说“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与韩荆州书》）；但是马上后悔，同年，李白作《襄阳歌》，直讥韩荆州是“龟头剥落生莓苔”；后又自嘲说：“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竭力对自己“干谒”的无行加以淡化和美化。

    既然如此，李白为什么不参加科举呢？毕竟，这是古代“布衣”惟一出头的机会啊。

    我的好朋友郭灿金，在《李白：谪仙外衣之下的大唐孤儿》这篇奇文中，有剀切的剖析：

    身世之谜，这一点对李白来说是致命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让热衷于成就功名的李白不得不面对难以走进科场的残酷现实。

    据《唐会要》和《新唐书》诸书对科举的记述，唐代的科举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应试考生全部来源于两种渠道：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馆，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拔送到尚书省的，这类考生叫生徒（这类考生占据绝大多数，天宝年间曾多次发文告申明举人须经国子监就学方能应试，禁止乡贡）；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这类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新唐书·选举志》）。经过初选，这些考生以举子的身份赴京，到京都的第一道手续就是到尚书省报到，尚书省的有关机构（户部）则对考生的身份进行考核检查，而必检项目则包含考生的家状。家状是考生所写的家庭状况表，内容包括籍贯及三代名讳，按五代旧制，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不得罔冒”，否则，对其保举人也将追究责任。

    因此，李白处境的艰难就可想而知：李白的祖上不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决定了李白不能入国子监这类学校就读，无法以生徒的身份出线；剩下的就只有乡贡一条出路。但是，即使乡贡，同样也需要明确的家世背景，李白的父亲“潜还广汉”，其祖父、曾祖一定是客死他乡，谈何迁葬？仅仅一桩家状的小事，对李白来说就是天堑，没有人斗胆敢为李白担保，李白，天纵之才李白就这样输在了起跑线上！不是合法公民的阴影，如影随形，伴随了李白的前半生。李白“三无人员”的国家和社会定位，使他喊出了真真切切的牢骚：“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因此，李白切肤之痛地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只是发迹前的卧龙先生说的，当不得真。李白的不屑仕进看来是有历史问题的必然结果，这是制度和规则崇拜的必然结果。李白心中无限的委屈与深深的烦恼，只是化为后代文学史上不学无术的一句话：李白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不屑”二字，勾销了李白所有的委屈和烦恼，李白无穷的难言之隐，就这样被后代的文学史家们轻轻地一洗了之。

    再返回来看刚才没有解决的疑问。李阳冰说：“（李白祖先）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什么叫“易姓为名”？字面解释是把姓变作名。什么叫“把姓变作名”？李白这个后认的冒牌族叔，在李白死后，很有可能是在隐指李白祖上是胡人，因为胡人是先名后姓，与所谓“易姓为名”不是大有关联吗？况且说“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看似胡说，但金星晨见于东方谓“启明”，夕位于西方曰“太白”，因此亦谓“东方有启明，西有长庚”，“长庚入梦”，不正是影射“西来”吗？焉知李阳冰不是恻隐之下，不忍李白身世湮没，委婉曲折地点明了李白的身世地望呢？

    郭灿金《李白：谪仙外衣之下的大唐孤儿》继续说：

    还有一条佐证。李白父亲潜回后，“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家状所要求的“籍贯及三代名讳”，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是编造不出来的。这就有可能戳穿李白制造的皇室宗亲的身份，对他攀龙附凤岂不是一大打击。所以李白父亲不是“不求禄仕”，而是没有办法求。李白父亲选择了“高卧云林”，而李白，则选择了“干谒”之途；“高卧云林”恰恰反衬出了李白的热衷功名。他哪里是“不屑”科举啊。后代的文学史家们就这样谬托知己，臆造了一个反潮流的英雄。

    如此，李白以及李白授意族叔李阳冰的谎言彻底揭穿。

    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李白的世系，当是李广的长孙，降匈奴的李陵！

    李陵降匈奴后，单于赐姓拓跋氏，即不为汉朝李姓，改为胡姓。

    因李陵是降将，就像“以黑发为不祥”，以及李陵后裔即使归宗也不会直承为其后裔一样，李白结党营私，煞费苦心地隐瞒了身世。在注重传承，谱牒薪传的中国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李白这样，即使刚刚埋骨50年，就已经身世漫漶不清的人。差堪比附的，大约只有老子。而传说中，老子出函谷关，西涉流沙，化胡。李阳冰说“复指李树而生伯阳”，“伯阳”是谁？老子，名耳，又名聃，字伯阳。老子恰恰字“伯阳”！毫无疑问，李阳冰是最清楚李白身世的人，否则，李白也不会临死时“枕上授简”。那么，李阳冰在李白刚死时写的“序”中，为什么如此突兀地称李白为“伯阳”？难道仅仅是指李白晚年“好道”吗？我想，如同李阳冰影射李白其父“易姓为名”为胡人一样，称李白为“伯阳”更加坐实了李白西来的情事。

    无独有偶，兰州大学张书城在《李白家世之谜》中，查李白远祖，如其自述是汉将军李广，并推出白为广二十五世孙；但数到九世祖时，却不是凉武昭王李暠（未知其详）。因此得出结论：李白的世系，是李广之孙，降了匈奴的李陵。

    因此，陈寅恪先生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说：“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而陈寅恪所谓“西域胡人”，却是李陵之后，“黑发黑须黑瞳”的黠戛斯。

    李白出生地碎叶，位于楚河（碎叶河）流域，伊塞克湖西岸，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城。

    综上，李白，李陵二十三世孙。前述“汉朝击败匈奴后，依附匈奴的坚昆的一部分，随匈奴向西南迁移至天山一带，与当地的突厥部落逐渐融合后，于公元6—8世纪建立大大小小的汗国，是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源起”，李白的祖先即为其中“黑发黑须黑瞳”之一部，迁移至碎叶城。

    碎叶（玄奘《大唐西域记》之“素叶水城”），时属安西都护府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之一。盛唐的版图，于此可窥一斑。

    李白乃不世出的天才。时碎叶既属安西都护府，则“番书”、汉文并重。因此李白既通晓“番书”（著名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故事），又通晓汉文。不知出于什么机缘——或许是因为通晓汉文，随黠戛斯使节至唐朝（“景龙中，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玄宗世，四朝献”）；或许真如其所说，其父携李白“潜还广汉”。总之，李白不远万里来到了唐朝，只见人物俊杰，文物风流，不胜欣羡之至，遂留唐，与帝国精英逐一订交，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

    在此过程中，为了隐瞒降将李陵后裔和黠戛斯的身份，李白伙同同党（李阳冰、贺知章），开始了疯狂的自我炒作。先改去胡名，恢复李姓，自附于皇室宗亲；又授意贺知章，联手炮制出“谪仙”神话；“赐金放还”后隐居终南山，欲走终南捷径……如此等等。可惜，李白身上与生俱来的胡人气质，让他在汉人式的奸狡面前一无所用：高力士，且来脱靴（“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得罪了权贵；“长安市上酒家眠，自称臣是酒中仙”，如何能做得循规蹈矩的官僚庸吏；安史之乱，替生平知己唐玄宗打抱不平，入永王李璘幕府，征讨擅自登基的太子李亨（肃宗）……这种天真的气质，这种“胡气勃勃”、不服管束的个性，使李白空有抱负，却无缘一展。但是，也恰恰如此，才使李白的才情焕发出了史上最灿烂、最无羁、最光耀千古的篇章：“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五花马，千金裘，呼尔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李白“万古愁”愁的是什么？李白终其一生都没有回到故乡。当他举头望明月，低下头来，思念的是那个路上更觉遥远的故乡吗？

    那日积想成疾，夜里做梦，梦见流放夜郎、途中遇赦的李白，和一个叫西凉的女人斗嘴。李白感慨：玄宗是亡君，我是亡臣啊。西凉说：你是亡臣，我就是亡亡，咱们再生个孩子，小名就叫亡亡亡。

    是啊，李白一生都在逃亡，先亡族，再亡家，次亡妻（凡三娶），后亡酒，最终亡命。

    但是，这是什么样的气质和悲剧运命啊！“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如此胡气，即使强盛如盛唐，世间岂复二人！怪不得诗圣如杜甫，终其一生爱慕李白，写下了数首“赠李白”、“梦李白”，即使李白劝他“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也无怨无悔。李白流放夜郎，杜甫甚至向已经成为流氓官僚的高适求情；高适拒绝，杜甫远在千里之外，依然为李白担忧；得知李白死讯，诗圣又如何肯相信！

    李陵，李白，这两个我倾心爱慕的人，这两个身世复杂、况味难辨的人，这两个甚至怀璧其罪的人，这两个终其一生藏着巨大机密和心事的人……

    呜呼，复何言哉！复何言哉！

    1.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2.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3.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4.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5.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个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你说这样的问题事先怎么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么可能做到？